近日，我院金萍副教授的学术专著《语言与地方文化意义的建构：以邹鲁经义空间的形塑、保护与利用为例》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强国号推荐至学习强国app，全文如下。

【荐书】语言与地方文化意义的建构：以邹鲁经义空间的形塑、保护与利用为例

强国号发布内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空间与地方”（space and place）是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空间人文学（spatial humanities）和20世纪末人文社会科学历史“空间转向”（“spatial turn”of history）之后生成的一个极具前景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我们重新审视语言学中“语言和话语”的叙述实践与意义阐释问题带来了新的动向和前景，以及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借“空间与地方”这一场所媒介和符号形式来透视孔子、孟子等以及与之相关的地方文化遗产，既是一种独特的话语研究路径，也是一种崭新的儒学文化研究路径，更是一种基于空间与地方的文化遗产叙述研究路径。

“语言与地方文化意义的建构”是本书的作者在山东孔孟文化遗产地长达七年的田野工作和理论审视与思考中逐渐衍生、拓展而成的一个重要学术理念，它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与话语叙述实践，关切的是中华文化传承与地方意义构建的文化实践与作用方式，是传统文化价值和儒学文化研究与当代人文地理学和历史空间问题对接的一次学术创新和尝试。具体到场所研究中，这一理念旨在对今天山东孔孟文化遗产地——曲阜、邹城两地涉及的中华文化重要源流的四处历史场所展开研究，它们分别是孔子出生地、颛孙子张祠、子思圣迹空间和孟子后裔古村落。这四处历史场所提到的孔子、子思、孟子和颛孙子张等见于经、史、子、集等经传文本，对接的是“空间与地方”中的历史遗迹与记忆场所，当下与之紧密相连的则是生活在这一空间中的老百姓和家族社区，这些本土的文化话语“行为流”共同形构了本研究中的“经义空间”。如何将这些代表中华文化源流的“经义空间”与其承载的“六经”文脉大义传承下去？如何使这一空间的文化古迹成为当代中国人敬仰的尊经、显经和传释经的名胜？如何使这些深藏在文本典籍中的资源和“场所景观”及其承载的中华文化“大义”真正落地化，融入人们的生活，走进老百姓的心里，成为触动人心的文化力量？这一系列的问题研究同时也成为本研究的重要文化使命。

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整合性研究，本书的研究发现和结果将为审视今天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创新、传播和发展，特别是孔孟地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治理，地方文化的教育、传承和再生等现实性问题提供一种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的文化话语叙述机制和意义阐释路径，进而为探索一种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实践的，真正具有中国意义的文化可持续发展方向提供一种探索的可能路径。

基于此，本书定位于一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实施过程中采用文化话语和历史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与范式，通过吸收和借鉴多层次、多学科和多角度的视域和理念，力求对本书中所关涉的核心学术理念“语言与地方文化意义的建构”从研究视角、学科路径、理论基础、方法论架构到“在地化”研究进行较为深入全面的理论阐释和较为翔实的田野数据收集、分析和讨论。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研究首先从当下中西方文化实践中话语表述的困境与问题这一现实性议题入手，立足于语言学中话语叙述实践与跨文化的优势和特性，从历史文本的层面，通过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西方知识话语碰撞较为激烈的两部教育文本的考察，追踪文本中国家故事叙述的话语实践方式及其背后所承载的历史意识，以及这一案例的当下意义与借鉴启示。研究提出激活“儒经话语”这一贯穿中华文化源流的本土话语资源，即通过借鉴“依经立义，借事明义”的话语叙述格局、“微言大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在“行事”中“深切著明”的话语批评形态和“成一家之言”的意义创新方式，在中国故事的叙述深度中形塑文化软实力的话语能力。“儒经话语”在文本意义的建构中所生发出的更具开放性、阐释性和叙述性的话语活力，从理论层面为本研究进一步探索地方文化意义建构的“落地化”，提供了本土话语叙述实践的历史文本依据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文本实践方式。

二是，研究在“儒经话语”的文本叙述实践维度之上，植入了“语言与地方”的跨学科学术理念，并借鉴当代空间历史转向和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进一步论证了中华文化传承与地方意义建构的文化叙述实践与作用方式，特别是语言在建构地方文化意义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价值。研究指出：

其一，空间本质是一种意义的产物，其中包括过去与现在、真实与想象和生活与信仰的联结。这一空间思维有别于以往的“历史主义决定论”，空间不再是一种“被动”和“可以测量”的世界，而是具有“行动”和“意义”的世界，能够赋予人类“生活世界”以多样的思考，不同的异质空间正是通过与人联结而形成的网络不断建构着自身独具品质的文化意义，凸显着自身无法替代的人文价值。

其二，地方是相对固定的，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质和文化价值的空间意义系统。“地方感”（sense of place）、“恋地情结”（topophilia）等一系列人地关系的感知活动需要通过对空间意义系统地阐释、澄明和解读，最终获得对意义世界的理解，并进而实现对作为人文空间意义系统的地方的建设、治理、维护和发展。

其三，在人与空间的意义联结中，语言是以一种“叙述-描述-阐释”的路径（narrative-descriptive-interpretative approach）对地方进行历史人类学意义上的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和人文空间意义上的深度绘描（deep mapping）。通过经传文本、历史典籍、地方史志、家族谱牒、诗词歌赋、民间传说、口述记忆等多重、异质、多声部“话语碎片”（languages of heteroglossia）的互文指涉、呼应与对话，即通过多样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话语“碰撞”，探索丰富多元的意义世界，形成基于地方的多重文化话语行为的“意义流”，在历史的层累中不断传承和创造着地方、传统和人之间复杂而又鲜活的情感、记忆和道德联结，而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生生不息的意义阐释资源。

三是，研究基于语言与地方本土叙述实践（local narrative practice）的理论镜像和空间意义构建（meaning configuration of space）的学理架构，立足于人文主义的研究立场，将邹鲁“经义空间”看作“文本”（space as text），对涉及的四个邹鲁经传场所——孔子出生地、颛孙子张祠、子思圣迹和孟子后裔古村落的历史空间进行“在地化”（localization）研究。

研究指出，“经义空间”作为独立而复杂的文化整体，具有自身的历史和意义。“经义空间”将人们的经验和期待具体化，不仅在更大的空间范畴框架中解释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从赋予空间以意义的人的角度出发理解现实，使现实澄明化，在这一澄明化的过程中，语言对经义空间的构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以一种“叙述-描述-阐释”的方式，从历史最深处经、史、子、集的文脉大义追溯到当下老百姓的口述记忆，并以“意义层累的方式”获得对于地方空间意义的建构、重构、想象与创新，使之成为当下传承和接续这块土地最生动和最具深度的意义资源，既植根过去，又超越过去，立足当下，走向未来。

四是，研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典籍记载着中国人对生活世界、自然世界特有的思考，表现出中国人对于世界独特的理解、阐释和利用方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这些话语的言说方式不同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理性思维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表征方式。然而，长久以来，这些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来自“空间与地方”中的话语方式受到西方“现代性”话语系统的持续影响而逐渐被边缘化，并在当代“全球化”的“普适性”表征中，在“单一性”和“同质化”的话语中被淹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走进这块中华文化的源流之地，探源这些独具特色的“精神空间”从古至今话语叙述的意义流变，为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历史与地方、空间与地方、人与地方的古今中外的跨文化联结，重新审视中华大地上的一切文化古迹、历史遗迹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和依据，同时也为保护、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传统提供了重要的理据和线索。